里尔克在给他妻子克拉拉的一封信中谈到法国画家塞尚时说，塞尚在40岁以前过的是“流浪艺人”生活，而后30年由于他父亲从一个制帽匠人变成了小银行家，为他攒了一笔钱，他才得以安心从事绘画。即使这样，他仍然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创作素材，为此他甚至不去参加母亲的葬礼。里尔克讲述塞尚这些故事，一方面是赞扬这位法国画家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另一方面字里行间也流露了他与妻子、女儿长期分居，无法过正常家庭生活的感慨。他与克拉拉为了各自的艺术不得不过“流浪艺人”式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塞尚那样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像他那样无后顾之忧，一门心思搞艺术。
里尔克是一个终生居无定所、浪迹天涯的诗人。他于1875年生于布拉格，1926年死于瑞士。在这51年的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及俄罗斯、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丹麦、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埃及等国。所以里尔克有时被人称为“世界公民”。德国里尔克研究专家霍斯特·内瓦尔斯基注意到，在当前欧洲“一体化”迫在眉睫之时，那里的读书界又产生了深入了解里尔克的生存方式及其深刻矛盾的愿望，人们用疑虑的目光注视着，这即将“一体化”的欧洲是福还是祸。
里尔克在漂泊流浪当中，所到之处不但留下了他的足迹，更重要的是留下了许许多多关于他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读者理解这位诗人的艺术创作和生存方式是颇有启发意义的。1899和1900年，他曾陪同德国女作家安德烈亚斯－萨洛美两次游历俄罗斯，1900年8月26日返回德国第二天便应画家朋友海因利希·弗格勒之邀来到沃尔普斯维德。
沃尔普斯维德是德国北方一个小乡村，位于下萨克森州首府不来梅市西北方。这里原本是一片穷乡僻壤，被称为“魔鬼沼泽”。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不满足于学院派绘画的年轻画家，为这里的特殊自然风光所吸引，来此定居作画。一时之间，昔日贫穷落后、荒凉寂寞的沃尔普斯维德，成了德国艺术界人士注目和向往的地方。里尔克在这里结识了这批画家，深入了解了他们的创作生活。他从1900年8月到1902年8月，在沃尔普斯维德整整逗留了两年。这期间发生的三件事情，在里尔克的生活、创作和思想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一是他在这里认识了女雕塑家克拉拉·威斯特霍夫，与她结为伉俪并生有一女。二人在一个叫威斯特维德的小乡村，度过了一段既充满浪漫蒂克情趣、又相当清贫的田园生活，两个年轻艺术家最终由于没有必要的经济保障，不得不各奔西东，他们虽然在法律上并未离婚，但实际上的家庭已经解体了。二是他在这里应一位叫科纳克弗斯的人之邀，撰写了一部艺术家评传《沃尔普斯维德画派》。在这部评传里，里尔克以诗意盎然的散文笔法，描绘和评价了弗利茨·马肯森、奥托·莫德尔松、弗利茨·欧沃贝克、汉斯·阿姆·恩戴和海因利希·弗格勒等五位艺术家的绘画创作和艺术成就。这部评传至今仍是人们了解这个艺术流派不可多得的著作，它同时也显示了里尔克散文创作的风彩，尤其是它的导言，成了德语国家散文中颇为受人重视的精品。三是他从德国著名艺术史家里夏德·穆特尔那里得到一个撰写罗丹评传的任务，使他有机会结识法国雕塑家奥居斯特·罗丹，而对罗丹创作实践和艺术造诣的深入理解，在里尔克艺术观的形成和诗歌创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妻子克拉拉·威斯特霍夫曾经师从罗丹学习雕塑艺术，二人结婚后曾计划合作写一篇关于罗丹的文章，穆特尔的委托终于使里尔克实践了自己的愿望。《奥居斯特·罗丹》这部评传为阐释和传播罗丹的艺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里顺便说一句，里尔克的《沃尔普斯维德画派》和《奥居斯特·罗丹》两部评传的中译文，均收在花城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艺术家画像》一书里。
生活与艺术的矛盾，是里尔克终生面临的难题，也是他一生漂泊流浪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与克拉拉的结婚，使他最初意识到这个矛盾的尖锐性。这对艺术家夫妇，每人都对自己的艺术前程充满希望，却又不能像塞尚后30年那样，仰仗家庭财产，安心从事艺术创作，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婚后三个月，里尔克曾寄信德雷斯顿画家奥斯卡·茨温彻，请他来沃尔普斯维德为新婚妻子画像。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们是穷人，很穷的人”，至少在可预见的时间里，拿不出钱来证明自己有这种非分要求的权利，唯一的理由是，里尔克具有奥地利凯恩滕贵族血统，希望自己的后代子孙，在他妻子年轻而美丽的画像影响下成长。茨温彻是否满足了里尔克夫妇的愿望，限于手头资料匮乏，不得而知，但里尔克夫妇当年生活困窘的状况，在这封信里已经流露得相当明显。只是由于他们新婚不久，头脑里的种种幻想尚能支撑他们勉强维持生活。
但是到了次年3月，生活的无着使里尔克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他在给俄国《新时代》主编苏沃林的信中，称自己在德国是个“孤独的人，多余的人”，他说假如不是两次到过俄国，并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爱上了那里的人民，他会认为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孤独的，无望的，多余的。他关于俄罗斯说的那些好话，既是他对这个国家的真情流露，也是为请求苏沃林替他在俄国谋职所作的铺垫。他希望苏沃林能在俄国给他谋个职位，让他一方面与妻子、女儿过上安定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能使他有足够的时间追求自己的艺术发展。
时间再过3个月，他连“追求艺术发展”的愿望也几乎放弃了，他打算接受随便一个什么小职员的职位，以便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因为，如他给慕尼黑商务顾问瓦因曼太太的信中说的那样：“我很穷。我忍受不了贫穷，因为它根本不能给我带来任何东西。这个冬天它像一个幽灵一般出现在我的眼前达数月之久，我从内心里失掉了一切可爱的目标和光明。”这中间，他完成了《沃尔普斯维德画派》，这项被他称为挣碗饭吃的工作，虽然解了燃眉之急，却仍然不能令他看到光明的未来。他在去巴黎见罗丹之前给豪普特曼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那忧虑重重的心态。他告诉豪普特曼，一旦写完关于罗丹的书，便去找个职业，或做报纸副刊编辑，或做艺术与图书方面的记者，不论做什么，只要能应急即可。万一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便去布雷斯劳大学读书，取得博士学位，因为这样的头衔，在他看来，或许会帮助他踏上艰难的挣饭吃的道路，帮助他较为容易地找到前面提到的那种职业。从里尔克给豪普特曼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活简直到了山穷水尽、手足无措的地步，心中充满了悲伤，没有丝毫安全感。
他本想携妻女一同去巴黎，却解决不了她们的生计；他请求朋友为他妻子寻觅助学金或者为母女解决安身之地，却又没有希望。他面临的唯一选择，便是拆散这个家。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他面前只有这一条路。诚如他在给瓦因曼太太信中说的那样，必要时他只好与妻子分手了，“每个人作为有限度的单身汉，像从前那样，为工作活着。”生活与艺术的矛盾到了这个份儿上，里尔克也只好勇敢地放弃家庭，决心为艺术献身了。不过，这终究是个痛苦的选择。后来他在给瑞士女诗人莱吉娜·乌尔曼的信中谈到各自的孩子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的错误，不在于我们给了孩子以“纯粹的生命”，而是根本不该有孩子，因为我们命中注定要承担别的责任，不能照顾他们。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白。里尔克并非是个不愿意承担养家糊口义务的男人，他为此作过努力，但都失败了。直到晚年有年轻人就作家职业向他请教时，他忠告他们一定要有一个维持生计的“稳定职业”。可里尔克一生也未能做到这一点。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即广交富裕朋友，在他们当中寻找自己的“艺术保护人”。
里尔克在沃尔普斯维德生活的两年，最初尝到了从事艺术活动的艰辛，初步体验了生活与艺术的矛盾。此后，他就是在这种艰辛和矛盾中度过了自己短暂的、浪迹天涯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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